一、重塑民族自信心，大力发展具有中国原始创新优势的中医药体

    鸦片战争中英国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败了满清政府，这一历史巨变，强烈震撼了中国国民的心灵。反思之余，人们悟出了“科学就是力量”的道理。面对西方科技的发展，我们落后了。振兴中医药，关键是重塑民族自信心。

    中医的特点是辨证论治，中药一般不会产生西药那样的耐药性。中华民族5000年来，并没有哪种中药因产生耐药性而被淘汰，也没有哪种中药因毒性而不再使用，1300年前的仲景方今天依然能用，1300年后应该仍然有效。因此，中医药的发展关键在医而不在药。 首先，要认识到中医药是一门科学，一门东方科学，一门博大精深的后科学，它有着自己特有的内在规律性。其次，中医药与西医药各具优势和特色，我们不必妄自菲薄。我们要看到，中医药学研究的许多内容远远超出了西医药学研究的范畴，可能一时难以为西医药人士所理解，也难以用西医的语言和理论解释清楚，正如西医药的许多内容无法用中医药学的理论和语言解释一样。因此，我们不要试图用西医药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医药，更不要以西医药的标准来衡量评价中医药，犹如不要试图用物理学理论和语言来理解和衡量生物学内容一样。再次，我们也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医药理论体系，先在国内做好中医药工作，为中华民族再做贡献。应该认识到，我国最有优势、最有实力、最有发展后劲的就是中医药学，这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要按其自身发展规律去发展。继承、弘扬中医药学是重塑中国人民族自信心的一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事业。

    二、积极探索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建立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

    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覆盖率达到85%，以世界1%的卫生事业费，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而且各项指标跃居世界前列，曾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各国学习的楷模。然而8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集体卫生保健体系的解体，农民没有了合作医疗，没有了为之分担医疗费用的保险机制。除此之外，农村医疗卫生尚存在如下问题：

    1国家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投入严重不足。国家预算中的卫生经费约85%用于城市，仅约15%用于农村。国家对农村卫生资金的投入从1991年的4871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12459亿元，但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0年问投入量只增加了48.5%，年均增长4.49%，而且，国家用于农村公共卫生的经费主要用于养人、发工资。

    2以药养医导致农民看不起病。由于我国医疗机构普遍是以药养医，医药费用的迅速上涨，超出了农民承受能力。据统计资料，1991―2000年的10年问，全国农村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长12.8%，比同期农民收入年均增长7.7%高出5.1个百分点，贫困农村地区近半数应住院病例因经济困难而未住院治疗。

    3农村重医疗、轻预防的倾向导致已控制的疾病死灰复燃，新的传染病时有发生。

    4政府卫生预算城乡分配不合理。1991―2000年，政府农村卫生预算支出累计只有690亿元，仅占政府卫生总预算支出的15.9%。2000年，城市居民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约占总医疗费用的60%，而农民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则达90%。

    因此，应该考虑建立以中医为主导中西医并重的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体系。笔者认为，完全可以重建赤脚医生制度，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和三级卫生网，使广大农民回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年代。贵州中医学院从1992年起每年派出专家教授深入农村，为当地培养中医药乡土人才，教会他们识药治病的技能，并且通过这些受训的乡土中医药人才带动当地农民学会利用和保护好中药材资源。农民在看病时，可以带上自采的草药交与医生，实行“以药换医”的新型农村医疗制度。如果病人带的药材多，医生还会补给病人药、医之间的差价。这样就减少了农村病人费用的支出，解决了农民“有病不敢医”、“有病无钱医”等问题。这一新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保健体系可以促进农民合理利用当地资源、减少其医疗负担、增加其收入，应予以总结、提高、推广。

    三、实施中医药振兴工程

    中医药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与时俱进的。汉代《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收载1892种，增加了4倍；乳香、没药等南药原产于东南亚诸国，中医弄清了其四性五味、升降沉浮和归经，也将之吸纳入中药体系；汉代张仲景在前人基础上创立六经辨证，解决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问题，明清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等人在仲景基础上又有发展，提出戾气学说、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解决了新型瘟疫问题。所有这些，表明中医药学一直在不断现代化，一直在沿着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

    面对目前中医药发展的客观现实，为了继承与弘扬中医药学，为保证13亿中国人的健康服务，我们提出实施“中医药振兴工程”的建议如下：

    1中医药政策法规保障工程

    中医药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像保护其它文化遗产一样给予高度重视。我们必须按照我国宪法第21条规定，即“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来修订和制订有关政策法规，改变有关体制，使之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现行有关阻碍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应以最快的速度加以整顿、清理、改进、完善。

    2中医药人才工程

    现行中医药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如今，中医学院几乎一半时间讲解西医课程，学生毕业后要想拿到中医行医证，必须考西医课程。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中不西，很难用中医理论去指导临床实践。因此，中医教育体制改变是当务之急，是关系中医药能否发展的大问题。要加强中药师人才培养。脱离中医学的“中药学”，其实是“植物生物化学”。我国中医院校中药专业只讲“植物化学”，没有药工教育。如果不培养合格的懂中医的药工，中药就很难向正确方向发展，或被改造成西方的植物药或西药，那将是学校中药专业教育的一大失败。

    3中医药科研工程

    中医药的科研应在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进行。以中药研究为例，中药是中医大夫长期临床经验的总结与升华，而目前大部分中药研究所是按西药研究所的模式建立的，从事中药中有效成分的筛选、分离、提取，这种方法背离了中医药的理论与规律。许多中医药科研课题偏离中医理论，这样的研究其实对中医临床和中医理论意义不大。对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关注和重视。

    4乡村中医工程

    从数量上，我国中医院与西医院之比为1:4，而从规模上、中医院远远小于西医院，且许多中医院是模仿的西医院模式。因此，必须改变这种模式，按中医自身规律加强中医院建设。建立以中医药为主体、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保健体系，为农村提供医疗科技支撑，培养大批乡村医生，才能真正保证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13亿人民的健康。

    四、将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作为重大专项列入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指出：“基础性研究是人类文明的动力，是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后盾，是新技术、新发明的先导，也是培养和造就科技人才的摇篮。”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药学特色的体现，是中医临床之凭依，对临床具有普遍的、具体的指导意义。唐代魏征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因此中医药基础研究是中医药发展之根本。

    长期以来，中医药基础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工作十分薄弱。为促进中医药的全面发展，建议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作为重大专项，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这是功在千秋、利国利民的一件大事，如能通过重大专项支持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中医药理论体系，其意义不亚于“人类基因组研究”等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研究。对中药的研究，一定要以中医理论指导为基础，不要一味走分离、提取有效成分的植物化学研究道路。中医中药不分家，要认真研究中药的药性理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的规律。

    中医药理论体系是制约中医药发展的“瓶颈”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基础是体系的构建，就是在繁纷复杂的中医传统知识和临床经验中，凝炼、归纳、构建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不仅仅指导中医实践和中药研制，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认识生命科学的理论体系。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是艰巨的，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科学家能够积极投身这一艰巨而伟大的事业。